为什么高务实如此高兴？因为这种想法在农业时代的中国几乎是开创性的！
早在高务实前世求学阶段，他就曾经有过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国古代的朝廷好像压根就不关心社会经济的发展？感觉经济发展这个事儿，在古代的官员和皇帝眼里完全就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算哪。
为什么啊，经济发展难道不是一个国家最根本的大事吗？后来他才知道，现代社会才会认为经济发展如此重要，古代还真不是。
有句是个人都知道的名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家最重要的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争。
战争很重要，这个好懂，放在这里毫无问题。问题是祭祀。
祭祀这种活动，你要说它完全不重要，那肯定不对，毕竟这似乎涉及到文化啊、精神啊之类的传承，非要较真的话还是有点重要的。但是，放在和“战争”一个高度，就总觉得有点不对劲了。
确实不对劲，因为人家想表述的其实并非只是祭祀本身。这句话里，将“祀与戎”放在同层，甚至把祭祀放在战争之前，是因为这里的祭祀其实就是孔子所说的“礼”。
那么，什么是礼？抛开可以为你给出百万字解释的一票儒家经典，其实孔子所说的礼，根子从来不是什么礼节、礼貌。这些都只是浮于表面的细枝末节，仿佛泡茶时冲出的泡沫——你要喝的是茶汤，不是那层泡沫。
孔子所谓的礼，用现代大白话来说就是：“规矩。”高务实认为，孔子要表达的意思其实贼简单：做人啊，凡事都要讲规矩，不然就全乱套了。
把这句话大而化之，再回到“祀与戎”，意思就很好懂了：针对国内而言的“规矩”和针对敌国而言的“战争”。
前者是为了让国内稳定，后者是为了让敌国不敢来犯，甚至反过来消灭敌国。那么你看，这句话本质上就是按照“对内”和“对外”两个角度所给出的“首要大事标准”。
为啥说这个呢？因为正是因为这样的思维，所以古代的统治者们关于“对内”这件事，关注的焦点从来都是“规矩”——我安排你们各自干这些活，你们都干好了，这个国家就保得住，其他那些有的没的，轮不到你们操心。
换句话说，古代任何一家朝廷，它对内所关心的从来都是维稳，而不是其他。
当然你可能会说，维稳虽然重要，但是你发展经济之后岂不是国家就更稳定了吗？嗯……未必。
在这个问题上，不确定性很大：比如你发展经济，那么总会有一部分人获益大、有一部分人获益小，没准还有一部分人没有获益甚至还受损的。这就造成了不公，容易产生社会内部矛盾。
打个比方，高务实穿越之后引导大明发展经济，看起来受益的人很多——先是勋贵，再是开明士绅(包括部分官员及家属)，再是开明商人，最后才是依靠这些经济生产带动着有活干的雇工。当然，你还可以说雇工赚了钱会买粮买酒买布建房什么的，还能惠及到普通农民。
这种情况在后世被称之为“涓滴效应”，大意是富人赚了钱会带动其他人跟着赚，大家都有好处。
话是没错，但正所谓“不谈剂量谈毒性都是耍流氓”。事实是，富人赚取了绝大部分利益，而“涓滴”落到普通人手里那就真的只是“涓滴”。
而且在整个过程中，哪怕是处于同一阶层或者说生态位的人，也一定会有人赚得多，有人赚得少。这样就会产生新的阶级变动——好比你和我都是在当地薄有家资的商人，各自有一万两银子的本钱，大家都去做生意。
结果呢？我最后赔光了本钱不说，还另外欠下一万两银子的债务根本还不起，被迫卖儿鬻女，落了个永世不得翻身；你用一万两本钱赚了十万两，成了本地巨富，又因此将儿子培养出来，春闱高中进士，从今往后就是官宦世家了。
这样的阶层流动在商业大发展的时代是非常容易出现的，咱们不说别的，二战时期赫赫有名的许多企业，在高务实穿越那会儿早就完犊子了，而最近二三十年冒出来的财富新贵呢？多如过江之鲫。
这就是财富变化带来的社会阶层变化。现代人早已习惯了这种变化，所以并不觉得有什么稀奇、有什么大不了。但是对于“古人”而言，尤其在是中国这样一个农本社会而言，这种变化是会让几乎所有人警惕的，甚至产生严重抵触情绪。
为啥？我家有良田千顷，千百年下来所产生的财富都是相对固定的，因此我可以确保我的家族永远能凭借这份家资活得好好的。既然如此，那我为什么要冒着亏到破产的风险去做生意？
再进一步，你家只有良田百顷，你把这些田地全卖了做生意，最终冒险成功，赚回来良田万顷，从“我的十一”变成了“我的十倍”。请问从人性的角度来说，这个时候我看着你恨不恨？只怕是“嫉妒使我面目全非”了吧？
这还只是两个人之间，放大到大明这样一个体量巨大的国家，这种变化可能导致的阶级矛盾只会更大、更不可控。于是，这就和“在祀与戎”的“祀”，也就是“一切要有规矩”直接冲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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