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端掉了俄军指挥中枢，但实际上城下的战斗并没有停止，因为阿密达是率领精锐直接杀入城堡之中的，而当其余俄军发现之后却并未崩溃或者集体投降，反而在几名军官的带领下从其他仍在己方控制的城门杀了出去。
额尔德木图对俄军的顽强有些意外——他不知道俄军的顽强正是来自于对“蒙古”二字的恐惧与仇恨。
额尔德木图不知道的是，在俄罗斯民族的集体记忆中，“蒙古”二字始终与长达两个半世纪的“鞑靼枷锁”紧密相连。
自13世纪拔都西征建立金帐汗国起，俄罗斯诸公国便陷入蒙古统治的阴影，王公贵族需向可汗俯首称臣，缴纳重税，甚至连大公的废立都取决于金帐汗的意志。
这种被征服的屈辱感深深烙印在俄罗斯人的血脉中，历经伊凡四世推翻鞑靼统治，直至此刻——留里克王朝终结、罗曼诺夫王朝尚未建立——的动乱时期，“蒙古”毫无疑问是俄罗斯东扩路上最值得警惕的符号。
当俄军在托木斯克看到头戴兽首盔、挥舞马刀，同时竟还使用着比他们手中波兰火绳枪更先进的明军燧发枪的归化骑兵时，他们眼中浮现的不是此刻最真实的明朝“归化骑兵第一军”，而仍然是记忆中那些横扫欧亚的蒙古铁骑。
正如率败军冲出城堡的一位哥萨克少尉，他手中紧握的马刀刀鞘上，还刻着其祖父留下的家族箴言：“鞑靼人的马刀不会因祈祷而变钝”——这其实是从1572年蒙哥汗后裔库楚姆汗反攻喀山失败后，在俄罗斯民间继续流传了三十余年的警世恒言。
那些从城堡侧门突围的俄军士兵，其父辈或许曾参与过1598年征服西伯利亚汗国的战役，深知蒙古骑兵一旦突破防线便会血洗村镇，便如他们的祖上一样。这种对“鞑靼式报复”的恐惧，让他们宁可在零下三十度的雪原上冻掉脚趾也要逃出温暖的城堡，或者用冻僵的手指扣动火绳枪扳机。
更关键的是，俄罗斯东正教会长期将蒙古统治视为“上帝对俄罗斯人的考验”，教堂壁画上的“黄祸”形象从未褪色。
当加夫里拉的哥萨克卫队发现来者是“蒙古人”时，宗教狂热与历史仇恨产生了诡异的化学反应——他们坚信投降只会迎来比伊凡雷帝绞刑架更残酷的结局。
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恐惧，让剩余俄军在失去指挥中枢后仍能自发组成队伍逃离，并在之后发现确实逃不过蒙古骑兵的追击时组成圆阵，用雪橇犬拖曳的火炮残骸构筑防线，甚至有士兵在临终前用鲜血在桦树皮上寥寥几笔画下反蒙古的东正教圣像，祈求“神圣俄罗斯”的庇佑。
对俄军而言，此刻的抵抗早已超越了军事意义。每一个倒下的俄军与哥萨克，都在重复着三百年前基辅罗斯王公的誓言：“宁可让冰雪封冻心脏，也不让鞑靼人的马鞭触碰十字架”。
这种根植于民族记忆深处的仇恨，让托木斯克的残雪都染上了近乎偏执的顽强——即便指挥中枢已被端掉，那些从城墙上拆下的圆木滚石仍会尽可能精准地砸向蒙古骑兵的阵列，就像当年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在冰湖上击碎条顿骑士团的盾牌。
只不过，这一次他们对抗的“鞑靼人”，早已换上了明朝的衣甲，扛着比祖先更可怕的燧发枪。或许，正如同“鞑靼人的马刀不会因祈祷而变钝”一样，大明的燧发枪也不会因为上帝的庇佑而枪下留情。
伊勒都齐的援军已从东北方杀来，万余骑兵在雪原上展开扇形阵势。明军的燧发枪与哥萨克的火绳枪对射，前者的火光连成线，后者则只是零星的闪烁。
“小王爷，罗刹人的火绳枪哑火了！”一名探马骑兵回来报告。额尔德木图大笑，拍了拍腰间的万历三式燧发骑枪：“告诉弟兄们，自由射击！”
归化骑兵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前排骑兵学着高务实从禁卫军调拨给归化骑兵第一军的教官们的操作，在已经打成阵地战时翻身下马，单膝跪地射击，后排骑兵则从他们身边越过，在进行包围的同时，还在运动中装填弹药——这玩意明军自己都玩不转，也只有这种路都走不稳就开始学骑马的民族能搞。
明军这种“轮射战术”是禁卫军教官亲授的，归化骑兵第一军第二镇以此在风雪中发挥出恐怖的杀伤力。
加夫里拉被拖到城墙上时，正被身边一位明军蒙古将领递上望远镜，他下意识接过看了一眼，正看见远处最后二十名哥萨克被明军骑兵包围。他们的火绳枪已无法击发，只能用马刀与明军搏斗。
一名哥萨克少尉被阿密达的马刀劈中面门，血花溅在后者的明制精钢玄甲上，染出了大明象征性的朱红之色。
“为什么？”加夫里拉用虚弱的声音问道，“我们的火枪是波兰最好的……”
“因为你们的上帝，敌不过大明的科技。”额尔德木图擦拭着刀上的血迹，傲然一笑，“这话是我的老师、大明首相、高务实大公阁下说的。”——这话是加夫里拉带来的翻译解释给加夫里拉听的，原话当然不是什么“首相”、“大公阁下”。不过，这都已经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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