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角放到皇帝刘文济这边，当收到完颜石鲁的密报时，他的心情自然也是五味杂陈。惊诧震悚之余，胸中还涌起了一股不可名状的期待与兴奋。
但最终，就连北巡之初的愤怒都平复了下来，所有的负面情绪都被这一道奏章压制住了，重新回到镇定与理性的状态。刘文济也不得不冷静下来，认真地思考安东国之患，反思自己的决策与举措有无纰漏之处。
事已至此！何以至此？
蓦然回首，刘文济恍然发现，都走到幽州了，他打心里对安东仍没有一个准确的处置办法。削弱压制是必须要做的，但做到哪儿一步，具体又采取何种措施，都不得不让刘文济好生思量一番了。
尤其是后者，难道真要和安东撕破脸皮，打上一仗，用最直接、最暴力的手段，来消除祸患？这当然不是刘文济想要的，兵者国家大事，岂能擅启戈矛，何况还是宗藩之间。
基于此，刘文济回顾此前的种种作为，就不免懊恼了，他发现自己失之傲慢了，而这一点是他过去几十年都不曾犯过的毛病。
安东王年老，刘文济亦欲欺之年老，然若真将其视作一不堪为事的朽木，就未免太自大了。至少，刘文济就没想过，他的施压行为激起安东剧变之后，将如何应对。
对刘文济来说，他绝不后悔对安东采取的排斥与打压，不能容忍的，只是自己的思虑不周，在绸缪手段上犯的低级错误。
而完颜石鲁的奏报，恰恰对刘文济起到了提醒作用，让他更加全面审慎地反思与筹谋大事。因此，在抵达幽州行宫后，刘文济将既定的行程安排全部推翻，朝会取消了，早已等候的南北燕山及辽东三道文武一概不见，刘文济径入行宫，将自己关起来独处，拿着一张东北地图仔细研究......
事已至此，如何应对解决，成为了首要之务，刘文济必须得考虑细致与清楚了。当然，作为帝国的皇帝，刘文济还不至于被区区安东、被一个老迈的安东王给吓倒，这点自信与心气他还是有的。
不过，作为一个以持重善谋着称的皇帝，他也必须得考虑更多的可能以及后果。平心而论，中枢与安东之间直接干一场，打他一个昏天黑地、酣畅淋漓，或许是一个“治根”的办法。
然而，且不论军事方面的问题，就政治上带来的恶劣影响乃至反噬，就不是帝国或者说刘文济能够轻松承受的。就安东上下长久自持的一点，安东国乃是世祖钦封，岂敢轻毁。
安东造反，背弃宗庙朝廷，倒是一个占据大义名分的机会，但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刘文济比较在意的问题。帝国宗藩朝贡体系，可才稳定没几年，中央与诸国之间才开始熟悉新的交流关系，作为刘文济建隆时代的主要政绩之一，他又如何舍得破坏。
而真到那一步，即便安东被收拾掉了，同室操戈对于皇权的负面影响有多严重也是可以想象的，同时不管起因如何、孰是孰非，中央朝廷与各封国也必将进一步离心，刘文济可不敢承受将世祖、太宗建立并巩固的帝国封国体系摧毁的罪名......
在幽州行宫，刘文济想了足足一夜，想得很多、很杂、很远，一直到翌日，在随驾及地方大臣们犹疑不定之际，开始正常接见理事了。
在关于安东国的事务上，刘文济一共接见了四个人。其一是辽东布政使曾会，亲自听取他关于辽东-安东之间方方面面的细情，对于这个并不算是心腹股肱却默默为朝廷整治着辽东的老臣，刘文济给予了尊重，汇报听得也格外认真；其二乃是兵部尚书张俭，以其素有识略，当然，言谈之间颇多隐晦之处，不过以张俭的聪敏也领会到了皇帝的意思。对此，张俭的态度也很明确，安东五十载开拓之成果得来不易，还需珍惜，中枢与安东之间的矛盾，还当依条制应时顺势而为，如非势不可挽，最好不要落于兵争；其三乃是随驾之少府萧恭，这可是他最亲信的心腹谋臣了，对萧恭他则没有什么保留的，直接将所有情况说明，问其意见。在这方面，萧恭与张俭实则持相似的看法，都从大局大义着想，也都切中刘文济在意的政治影响。
不过，萧恭也认为，还需看安东那边进一步的动向，一旦真有背离反叛朝廷的实际行动，则当毫不犹豫、毫无留情，以雷霆之势破灭之。在此之前，朝廷这边必须要做好相应的准备，尤其是辽东道那边。
其四就是时任龙栖军都指挥使的萧惠了，从大内副都到龙栖主将，可见刘文济对萧惠的信任与看重，几乎打算培养成为自己在军中的一杆旗帜。要知道，龙栖军可是世祖皇帝当年发家的军队，其“天下第一军”的地位，至今犹未动摇。
对萧惠，刘文济就单纯问军事问题了，而萧惠的回答很肯定，倘若安东以一隅之地抗天下，朝廷只需稳扎稳打，持正道，以国力实力取胜，安东只有覆亡一途。
但同时，萧惠也理性地提出，以安东之地利、人和，朝廷平之，需以二十万兵，费时一年以上，方可卒除，如无此准备，不可妄动兵戈。
需要提一句的是，在此次北巡随驾臣僚中，还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枢密副使曹玮，在杨延朗年迈的情况下，枢密院的日常事务工作实则已经转移到曹玮手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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