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贼之时，以恶钱横行……』说起当年的事情，斐潜多少有些感叹，在这个环节上，其实他也是幕后小黑手，只不过斐潜是向士族世家伸出去，而士族世家则是加在了民众身上而已。
严格上来说，斐潜当时并没有跟着铸造恶钱，只是低收高卖，在货币价值高的时候借出货币，然后采购商品，然后等货币价值暴跌的时候，再以货币结算，赚取差价而已，虽说有些趁火打劫的嫌疑，但还是属于商业范畴。
董卓要铸恶钱，不是因为董卓喜欢恶钱，而是当时庞大的军费和财政开支，加上董卓将大量的货币自己私藏，不拿出来进行流通，使得朝堂上没有铜可以铸钱来支付相应的费用，以至于不得不开始铸造重量更轻或成色更低的钱币，用它们支付官员和士兵的俸禄薪水。
而董卓这样的行为，则是掀开了大规模盗版铸币的序幕。
因为很简单，小规模的仿制，其实是不怎么赚钱的，而且因为仿制钱币上为了牟利，必然会出现一定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即便是文盲的民间黔首也能发觉的，所以小规模的伪币其实并不容易流通，也不可能给伪造者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只有当朝堂公然制造大规模恶钱，并且以强制命令推行的时候，才是伪造铸币的绝佳时机！
所以实际上，当时董卓铸造出现的恶钱，数量并不是最多的，而随之而来山东士族的所谓『民间盗铸』，才是真正导致五铢钱货币体系崩坏的根本原因。
表现在物价通货膨胀上，古代和后世的就有所不同，古代大多是梯形，有一个平台期，而后世是斜坡，一路往下滚。
因为在古代，除非是中央朝堂有预谋的事先积攒大量旧币，短时间内迅速熔铸成新币投入市场，否则所谓的那些『民众』，就有充分时间置备私铸工具，与中央朝堂争夺铸币利润。可是中央朝堂之所以滥铸，往往是迫于财政压力，如果国家府库中已存有大量旧币，哪里还用滥铸呢？
所以，大多数选择滥铸的中央朝堂，是无力与『民间』的盗铸者赛跑的，也抢不到多少铸币利润。这也解释了古代的币值变化的梯形特征，在古代铸币经济中，除非中央朝堂短视到极点，否则不会轻启滥铸，而一旦启动了滥铸，盗铸就如火上浇油，造成急速通胀。
那么以律法来治理有没有用呢？
有用，但是挡不住滚滚而来的铤而走险者……
《汉书》中记载，王莽时期『每壹易钱，民用破业，而大陷刑。莽以私铸钱死……私铸作泉布者，与妻子没入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举吿，与同罪……犯者俞众，及五人相坐皆没入，郡国槛车铁锁，传送长安钟官，愁苦死者什六七。』
『故而，以收旧币，可绝私铸盗铸之弊，亦可衡铜皿铜器之价也。』斐潜总结道。当然，其实回收旧币还有其他的附加功效……
荀攸对于高深的经济理论，自然是似懂非懂，但是他也猜出斐潜的一些潜在的用意，大概是指向了士族大姓方向，所以表示出了回收也是需要花费和成本的，但是既然斐潜坚持，荀攸也不会反对。
荀攸在心中感叹，君明者，为臣者，自然不敢堕……斐潜这样的君主，太过于精明了，这究竟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
其实回收钱币，斐潜第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刺激经济。
华夏有古语，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所以有笑话说，有人将钱币种到土里，祈求生得更多的钱财，但是可笑的是，在古代，当有的人这样做的时候，的确是可以获得大量的利益。
因为钱荒。
华夏封建王朝有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是钱荒。当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需要更多更大量的钱财钱币的时候，结果中央朝堂提供不出那么多的钱币，不得不开始铸造一些低质量轻重量的钱币来应急的时候，这些『民间』种钱币的家伙，就会蜂拥而起，从地里挖出铜器银瓜，然后和中央朝堂抢夺铸币利润。
即便是不论私铸盗铸的问题，这些士族大户，一代又一代的人将钱财累积起来，融化成为铜银瓜果，然后埋到自家地下，无形当中就是减少了在市面上流通的钱币数量，而最终的结果就是中央朝廷明明产银产铜的数量年年提升，可就是追不上需求量，导致市面上长期存在钱荒问题，最终导致经济受到损害。
就拿刘大耳入川之后来说，也是因为大量的分赏，使得原本川蜀之中的铜钱变成了功臣的库存，使得市面上缺铜，刘大耳不得不搞出了什么直十直百钱，结果顿时经济崩溃，猪哥收拢了十余年，才算是勉强恢复正常。
这个问题，斐潜自然不能明说，因为他知道，越是禁止，这些士族大户越是会察觉其中的奥妙，便越发的会去做！
就像是私铸。
斐潜的第二个目的，就是防腐。
第三个目的，就是推动白银和黄金更早，更快的进入市场交易。
汉代，白银和黄金，基本上都是属于赏赐品，即便是当下斐潜用了银币和金币，在民间依旧是很少用于具体的买卖，所以只有铜币轮换退出，使得更多人会下意识的选择交易时间更长的高价值货币，当白银和黄金从贵重金属成为货币体系当中的一员之后，对于白银和黄金的需求才会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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